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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读《乌合之众》，对伟大人物的认识又清晰了一些。

去年有一次，几个朋友聚餐，有朋友推崇塔列朗。塔列朗是法国著名的政坛变色龙、不倒翁，和拿破仑同时代。朋友推崇他的理由是，他总是能精确判断局势变化，得保富贵以终。

我说，比起塔列朗来，我更推崇曾国藩。

因为塔列朗的生活，一切以富贵寿考为目的，太过单调。而曾国藩，不仅富贵，并且文学修养也很高，在导引世道人心上，也有很大成就。曾国藩体验到的世界，比塔列朗要丰富得多。

费雪有言：“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。”周其仁错解做，收入随事件变化而不断变化。但费雪的意思其实是说，事件带来的体验才是“人”的收入。

简单比喻一下：塔列朗只活了一辈子，而曾国藩活了几辈子。曾国藩的收入要大得多。

当然，这不意味着我愿意模仿曾国藩的生活。我对他只是推崇而已。

曾国藩的时代，相对落后，且封闭排外。晚清帝国脆弱的秩序在太平天国的冲击下，瞬间崩塌。

面对天裂之变，曾国藩以坚忍之毅力，试图重建新秩序。

他所构想的新秩序的内容，不仅仅是暴力机器，还包含新的世道人心。

曾国藩始终带着明确的自觉，先尽力影响一部分人，并希望以此少数人影响大多数人。

他在努力重塑乌合之众。

市面上流传的曾国藩做人的99个方略之类的读物。曾国藩做人的确很成功，但是比起他在世道人心上的努力来说，根本不算什么。

讲一个大家烂熟的故事。

曾国藩卸任直隶总督，李鸿章接任。

曾国藩问：“少荃，你如今到了此地，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，我今国势消弱，外人方协以谋我，小有错误，便贻害大局，你与洋人交涉，作何主意呢？”

李鸿章说：“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。我想，与洋人交涉，不管什么，我只同他打‘痞子腔’。”

曾国藩拉长声音说：“呵——‘痞子腔’，‘痞子腔’，我不懂得如何打法，你试打与我听。”

李鸿章赶忙说道：“门生信口胡说，错了，还求老师指教。”

曾国藩说：“以我看来，还是用一个‘诚’字，诚能动物，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。圣人言，忠信可行于蛮貊，这断不会有错的。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，尽你如何虚强造作，他是看得明明白白，都是不中用的。不如老老实实，推诚相见，与他平情说理，虽不能占到便宜，也或不至过于吃亏。无论如何，我的信用身份，总是站得住的。脚踏实地，蹉跌亦不至过远，想来比‘痞子腔’总靠得住一点。”

曾国藩这番话有深刻的智慧。它不仅仅适合外交，它适合所有人际博弈。

不管别人怎样，你只“平情说理”，就是了。

但是伟大的勒庞已经说了，群体心理最不喜欢“平情说理”。

好在曾国藩的时代，大众对有大功业的人物，是崇拜的，所以，像曾国藩这样的人物，还是有机会去影响群体心理。

但是即便曾国藩这样的人物，在处理津门教案时，也已经遭遇群体心理的重重困难了。曾国藩当时甚至感觉到了身败名裂之危。他“外惭清议，内疚神明”，身体撑不下去，只能卸任直隶总督。不过即便如此，他仍然没有放弃影响李鸿章等少数人。

但李鸿章懂了吗？没有懂。

伟大人物有很多种。

牛顿、爱因斯坦是一类伟大人物。

像曾国藩这样的政客，处在一个可以影响大众心理的位置，不忘把世界引向理性，也是一类伟大人物。

曾国藩当然有很多缺陷、错误，但是他心怀对美好世界的向往，他是一个可以称之为“人”的政客。如果历史中，政客都是塔列朗之流，甚至比塔列朗更糟糕的人，那是多么幽暗无光。历史上，曾国藩式的政客太少，不能拯救政客史，但起码算是在遥远黢黑的群山中点亮了几盏摇曳的灯火。

当时有很多政客比曾国藩更机灵，如李鸿章；比曾国藩权位更重，如慈禧太后、恭亲王，但从历史长视角来看，这些政客不过是一群土鸡瓦狗。

当然，政客可以说“千秋万载名，寂寞身后事”，他们可以迎合、操弄乌合之众，只图当世富贵寿考。但是，即便只考虑当世，过一个更丰富的当世生活，不也是收益更大么？

暗夜中，月光下，一群惊惶的猴子。有的猴子选择做一只机灵的猴子，或者做一只顺从的猴子；有的猴子选择觉醒理性和自我意识，做一个“人”。

“跳死猢狲，终落在乾坤套里。”但终究有一些猴子跳了。

（素材来源/整合自网络编辑/陈茜江北新区融媒体中心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