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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桥先生的新书《心中石榴又红了》中，有一篇提起了郑振铎父子过石榴节的往事，细腻温润，母亲读了，想起了以前宅院中的那棵石榴树，对那些时光里的永康街似有无限缅怀。

母亲原本就是浙江人，来台后便住在永康街，十四巷十四号，这地址还在，只是雕阑玉砌，已共人事同湮渺了，我们偶尔走过，母亲那轻轻的喟叹，便如同白先勇的小说“游园惊梦”里的 一句台词：“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，起了好多新的高楼大厦”。至此母亲不免向我们描述当年的点点滴滴，往往就是从那株石榴树开始的。

据说昔日的永康街全是日式建筑低矮的平房，绕过公园，十四巷十四号朱红的大门里有一方庭院，围墙的另一头便是丽水街，庭院里左手边的水池植满睡莲，有一年还长了许多菱角，菱角蒸饭也是母亲经常提起的；右边一晌除了台湾常见的木瓜树，还有竹柏数丛，荫满窗前，夏风一动，满屋子透着清凉，中秋赏月，便拎一张小板凳，竹影秋韵，像一个遥远而清朗的梦。而两株石榴便种在客厅门前的两侧，夹着清石板铺的小道，带有“花径缘客扫”的趣味在。母亲说每年夏天，总要结拳头大的石榴，掰开里面鲜红欲滴，有时分送邻居，一条街巷都因为石榴而感到了初夏的兴味，微酸的一九六零年代。

母亲说这些往事时，我们已从“高记”出来，口中茶香未散，正准备去尝一尝近年来闻名遐迩的芒果冰。夜幕低垂，华灯初上，整条永康街拥挤了起来，人潮与车潮是九十年代的繁华风景，“西雅图咖啡”的浓香盘据街口，日式回转寿司的火车响起了气笛，云滇料理的门口聚集了一群年轻人，显然对重口味有一试的决心，而隔壁越南馆正有上了年纪的老饕杓起一匙清淡甘醇的牛肉汤汁……。永康街，味蕾的王国，从信义路直贯到和平东路，也带动了一旁的丽永街，典雅的希腊菜，养生的传统药缮，都对每一副脾胃发出强烈的诱惑，永康街， 的饮食商圈，日本话在信义路转角口的“鼎泰丰”前面排队，英文则在靠近师大图书馆后门的小酒吧里喧哗，而在一条暗巷里的印度餐厅，总有几位皮肤黝黑的印度人坐在那里，不过他们很沉默，只听着热烈奔放的印度歌而不说话，我不知道他们的语言，他们都用银色的刀叉吃咖哩饭。

我不知何时开始喜欢这里的气氛、感觉与种种美食，只觉得格外亲切。台北的街道都以大陆的城市来命名，我以前的身分证上籍贯栏写着湖南长沙，现在写着出生地台北市，然而我对台北的长沙街却十分陌生，几乎没有去过，等于是边疆，反而应该在边疆的迪化街，因为办年货的关系而成为童年最拥塞的记忆，充满香菇与红枣香。其他比较熟悉的是买书的重庆南路，上学每天要经过的青田街、温州街，还有自己住的和平东路，我的“中国”经验其实从台北开始，味觉经验则在永康街。

不知是否对青春的岁月有些眷恋，从来母亲便爱提起永康街，或引领着我们来此游逛，而不知何时开始，却成了我们带着她来散散步，忆忆旧，话话当年。母亲说三、四十年前的永康街只是一条寂静的小巷道，以基层公务人员、小学老师与师范大学的教职员为多，街景清平朴雅，邻居克勤克俭，檐捱着檐的平房在清晨只有画眉鸟的嘹亮，家家氤氲着白粥的热气，晚上七点半过后就完全阒静了下来，只有收音机的呢喃透过窗纱，为那样深的夜增添一种幽戚。当时几乎没有店面，母亲说有巷口有一担阳春面摊子，那时 的享受便是在路灯下来一碗面，若说加个卤蛋，除非是有什么大事，后来来了一个卖蟹壳黄的，生意好得很，我想母亲可能不知，那个卖蟹壳黄的后来做大了生意，朱红的楼面烫金的招牌，已经是当今永康街地标级的建筑，甚至可能比“永康公园”还有名气些。

永康街的历史便是台北市的缩影，韩战结束、经济起飞、政治解禁、政党轮替……，每历经一次国内国外的变局，永康街便更像现在的样子，基层公务员都升迁了，搬走了，日式平房与庭院先改建的成为四、五层的公寓，后改建的成为十层左右的大厦，住户多了，商人来了，餐饮业由基本的填饱肚子，变成要求精致口感的美食，竞争引来更多的商机，更多的商机引来更多的竞争……无论别处如何，永康街似乎很坚持这种以餐饮为主干的发展路线，在富裕的台北市，交通便捷人口稠密的大安区，这样的事业很容易地繁荣了起来，成为都市景观。随着整体都市计划时代的来临，官员们也不禁要皱起眉头思考，如何保有永康街的原始风貌，又提升她的环境质量；以及如何使她的独立特色走向精致，又能与周边的环境配合而扩大这条黄金街道的腹地与纵深……，于是改革来了，改革走了，我们看见了公园周边的凿痕，感到了太明显的资本主义享乐意识，已经占据她原本的朴实与沉厚。

永康街环境特殊，向南是师范大学，西侧有淡江大学的城区部与政治大学的企管中心，东方则有台北老牌学校金华女中，现已改做金华国中，她的人文素养本来浓厚，旧书店、古玩铺、旗袍庄、宣纸行，标志着这里居民的品味与兴趣，那略带着传统文人拘谨的风雅与沉静的心思，其实是这条街道最迷人之处，而针对早期公教业为主的顾客，永康街的餐饮文化似也带着浓浓的旧国之思，与台北的其他饮食文化，像天母、圆环、士林、饶河街等迥然有异，那是一个鱼龙寂寞，故国平居的时代小角落所特有的风韵，带着白先勇式西风与凉露的台北情怀。而这些更隐微、更具文化意义的细节在新世纪中似渐渐枯淡，成为一幅心底的风景，眼前多是擎着美食杂志来寻香访味的食客，在五光十色中满足了对味觉欲望的想象。

但永康街仍是我最心爱的一条街道。

母亲的青春，我的童年与学生时代的韶光，都淹漫在这条街上，那像一条无形的绳索，串起了两代台北人的情感与生活，她曾经朴质得那么气派，如今辉煌得这么理所当然。她有一种超乎商业、政治以外的生命力，就像公园理的乔木都是上了年纪的，但仍然碧绿得那么有劲，不输给底下啜饮午茶，漫兴随意的年轻世代。

而母亲的记忆是深长的，一株石榴，一座宅院，一条街道，岁月的感慨不只是这些，而是身处其中的人事与岁华，我们抚拾过往，似乎听见历史深处传来昆曲“桃花扇”里“余韵”一折所演唱的：“笙歌西第留何客，烟雨南朝换几家”一般，有种兴亡看饱的沧桑。世界改变得太快，我们总是还来不及为今日的现象定位，便已马上成为陈迹，就如同永康街的风华，在晚风里那样自在地盛开，不知是涌现了这个时代以怀旧为品味的消费倾向，还是在其中注入了真诚的文化与社群省思？

离开了拥挤的人潮，母亲回忆起搬离永康街时，曾经试着想将那两株石榴移植新居，但不经年即枯萎，“之后就再也没有尝过新鲜的石榴了。”母亲很是可惜。

而在这世上，并没有一天是叫做“石榴节”的，但郑振铎父子却有那样的雅兴，将分石榴的日子唤做“石榴节”，因此我也猜想，母亲的心中也许便真有一条名之为“石榴”的窄窄街巷，陆沉在遥远的时光与千门万户的台北市，宁静的，温柔的……